崔之元访谈:中国崛起的经济、政治与文化

本报记者 吴铭 北京报道

 

《 21 世纪》:最近,克鲁格曼、鲁比尼等人提出中国经济有硬着陆风险。克鲁格曼近日在《纽约时报》的文章说,中国目前的情况与以往的经济危机发生前夕非常相似,中国经济濒临崩溃。“末日博士”鲁比尼在 2011 年 6 月的文章中也指出,中国大陆经济恐怕会在两年后“硬着陆”。如何认识中国经济的硬着陆风险及其对中国中长期发展的影响?

 

崔之元:目前对于这个问题的最好分析,是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在最近出版的《黯然失色:在中国经济主导地位的阴影下生活( Eclipse :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s Economic Dominance )》一书。作者在该书中预测,即使中国在 2012 年到 2013 年间遭遇了经济衰退,她也可以恢复增长的动力,在 2020 年前后在世界经济中取得了主导地位:

根据萨勃拉曼尼亚的测算,到 2020 年中国的贸易和 GDP 总量将增长为美国的 1.5 倍,并保持着世界最大的资金提供者的地位,美国依旧是其最大的提供对象。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需求越来越旺盛,而美元却光彩渐失。

萨勃拉曼尼亚建立了衡量经济主导能力的三个主要决定因素,即资源和财富(以国民生产总值 GDP 为衡量指标)、贸易(出口商品与进口商品之总和)和外部金融关系(是债务人还是债权人),而对一个国家做出的有关这三个决定因素的衡量,是以这个国家占世界的总量的多少来表示的:一个国家所占的份额越大,其它国家,包括其竞争对手的份额就越小。

萨勃拉曼尼亚还对 1900 年以来影响储备货币地位的决定因素进行了一种全新的分析,认为上述三个方面的规模,即 GDP 、贸易和对外资本净输出的规模,是储备货币地位的根本决定因素。这些变量能够解释在过去的 110 年间,主要货币的储备货币地位出现变化的 70% 的原因。也就是说,货币主导的决定因素与经济主导的决定因素很相似。基于这一分析框架,他预测了到 2030 年时的世界经济和货币的主导,认为随着人民币开始与美元竞争储备货币地位,中国在经济上的主导同样也会延伸到货币领域。储备货币不仅仅是由收入决定,更重要的决定因素是贸易和外部金融关系,后者将影响储备货币对外部经济体的吸引力。

萨勃拉曼尼亚分析了在中国经济遭遇衰退(即假定中国经济在 2012-2013 年“硬着陆”)和没有遭遇衰退这两种情况下,位列全球前三甲的强国的经济主导指数(从 1870 年到 2030 年)。

从这两个图可以看出,即使中国经济在 2012-2013 年遭遇衰退,到 2020 年中国的 GDP ,贸易,和对外净资本输出在世界总量中所占的份额将超过美国。而如果中国经济在 2012-2013 年实现了“软着陆”,中国经济主导指数超过美国的程度将更高。

 

萨勃拉曼尼亚在全书的开头设想了 2021 年 2 月的一天的情景,美国总统跑去距离白宫不远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签署一份与该组织的中国籍总裁商讨达成的救助贷款一揽子协议,这一协议类似于最近希腊的救助借款协议。中国主导的 IMF 开出的条件是美国从西太平洋撤军。 1956 年 12 月 13 日,英国在美国的经济压力之下从苏伊士运河地区撤出了她的部队。当时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兰对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说:“英国在苏伊士运河的行动是一个正在衰落的帝国的最后的一搏。……也许美国在 200 年之后会了解我们的感受。”根据萨勃拉曼尼亚的设想,美国将提前重演英国在苏伊士运河的命运。

 

《 21 世纪》:曾写有《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的弗朗西斯?福山这样评论《黯然失色》,认为此书对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主导经济力量的情境不仅进行了生动的想象,而且提供了颇为合理的论证,有力突出了美国政府采取协调行动的必要性。看来这本书的分析的确值得重视。福山最近在英国《金融时报》上的文章也指出,现在的美国奉行的是“否决政治” (vetocracy) ,当这种体制遇上被意识形态化了的两个政党(其中一个政党甚至把堵住税收漏洞视作增税,因而不可接受)时,就会导致政治瘫痪。福山认为必须通过广泛的基层动员来推动美国的政治改革,减少动用“否决票”的机会和简化决策程序。他在今年出版的《政治秩序诸起源》(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以相当的篇幅分析中国政权的历史发展,并认为未来一段时期哪种制度会运行得更好——是高质量的威权制度,还是一个陷入僵局的、瘫痪的、有许多制约与平衡的民主制度,这是个有待讨论的问题。相对于二十年前对“历史的终结”的看法,福山的思想变化似乎在“与时俱进”。我们自己是否也需要重新理解中国的政治制度?

 

崔之元:福山的思想的确有重要的很有意思的转变。不过也要指出,他对美国“否决政治”的反思和对中国所谓“威权制度”的有效性的认识,只是从防止互相制肘、提高行政效率的角度来说的。另一位美国作家,《世界是平的》以及《世界又热又平又挤》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也有类似的观点。弗里德曼在《世界又热又平又挤》中调整了此前在《世界是平的》中的看法,认为中国领导人的政治魄力很重要,如果需要的话,中国领导人可以改革规章制度、标准,改善基础设施,以维护国家长期战略发展的利益。这些议题若换在西方国家讨论和执行,恐怕要花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他因而希望“美国能做一天中国(仅仅一天)——在这一天里,我们可以制定所有正确的法律规章,以及一切有利于建立清洁能源系统的标准。一旦上级颁布命令,我们就克服了民主制度最差的部分(难以迅速作出重大决策)。”

福山、弗里德曼这些西方观察家认识到中国的政治制度有其行政效率等方面优势,这是进步。但他们对中国政治体制的独特性,缺乏深刻的认识,没有深刻理解中国的政党体制。

中国的政党体制并不是一党制而是多党合作制,不是西方所理解的一党专制。即使就一党制而言,在世界政治学范围内缺乏对全球一党制的比较研究。不同国家的一党制形成的历史原因、机制,特别是政党与群众的关系是很不一样的。

从历史来看,政党与群众的关系并不是那么简单。近代英国的托利党和辉格党,不能申请入党,只能被邀请( By Invitation )入党。直到现在,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仍然不能申请入党。一般民众能申请入党的历史性开端,是 1891 年俾斯麦将德国社会民主党合法化。在此之后,所有人都可以申请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众所周知,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倍倍尔领导创立的社会主义政党,她的建立和发展都得到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支持与指导。今天的欧美政党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也很不同,例如,美国共和与民主两党只是在选举时临时注册党员,不需要申请,不需要缴纳党费,也没有长期的、固定的党员身份,实际上并没有组织化的群众基础;而欧洲国家如德国、法国的社会民主党党员均有党证,并需要交党费。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是开放的,党员来自社会各阶层,因而有群众基础。

因此,社会主义政党的基本特点是开放的、来自社会各阶层的、有群众基础的政党,并且坚持群众路线,对人民的呼声与诉求有本能的回应,有对“为人民服务”的本能诉求。这也是同其他类型政党的关键不同,因此对应的政治体制会有所不同,福山、弗里德曼没有真正认识到这一点。

阿尔伯特·赫希曼是个例外,他对政党体制有着极为深刻的研究。他在《转变参与》中深刻地分析了选票政治的弊端。在他看来, 1848 年普选权的建立实际上是保守措施,选票可以分散、转移、转化很多社会矛盾,对国家统治更有利。有一幅画非常形象,画的是“有了选票就可以不扔石块”。然而,“选票会使那些直接的、强烈的、‘刺眼'的政治行为失去合法性,而这些行为实际上却行之有效并符合人们心愿”,造成带来政治推诿与行政低效。更重要的是,普选权建立后,选举制度从公开投票转变为秘密投票,以避免弱势选民被收买或被强权挟持,而这意味着普选的建立以“损失公开表达公共精神及参与热情的机会”为代价。沿用赫希曼的另一套术语,这意味着政治上极大地强化了退出机制,极大地弱化了呼吁机制,这一弊端也为当时的主流进步人物如斯图亚特·穆勒所诟病。

赫希曼的《退出、呼吁与忠诚》一书尤其重视呼吁机制。在竞争与市场中,退出被认为是最有效的措施,是竞争抑制垄断的有效手段。不过,“竞争也不一定抑制垄断,反而因为摆脱爱找麻烦的消费者让垄断更舒服”,在政治上,某些选民改入他党(退出),让大党可以“屏蔽”很多呼声,因而更舒服,实际上不利于大党的进步。

考虑到这一点,并加上忠诚因素,会发现呼吁往往更重要。呼吁的强度因忠诚度而不同,也因政党政治表现和问题严重性而不同,但可以增加政党与群众之间长期性的实践互动(不仅仅表现在选举期间),往往会取得比简单退出更好的效果。呼吁与忠诚可以构建政治与社会的互动机制,是协商民主或慎议民主发挥作用的重要机制。社会主义政党因其群众路线,在实践中与人民联系紧密,有可能建立更有效的呼吁机制,因而协商民主在社会主义国家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呼吁机制,可能是社会主义民主优越性的重要实现机制。

也正由于此,对社会主义政党而言,最大的危险是偏离群众路线,对人民的呼吁不能有效回应,失去其群众基础,也就失去执政之基。

可以拿重庆和广东作为例子,来看政党与群众的关系。重庆干部“大下访”、与群众“三进三同”等方面的实践,以及广东的干部驻村调研扶贫,也许还可以从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 1891 ~ 1937 年)的不同于“支配权”( domination )的“领导权”( hegemony )理论来加以阐释。

在墨索里尼的监狱中渡过漫长岁月的葛兰西写下了著名的《狱中札记》。借用恩格斯的话,葛兰西说:“共产党在目前是唯一可以严肃地同原始基督教时期的教会相比拟的机构。”他同意他的意大利知识界的对手克罗齐所说的“文艺复兴仍然是精英圈子内的贵族运动,而宗教改革则深入了普通人民”,但他批评克罗齐,因为克罗齐不理解“实践哲学及其广泛的群众运动过去和现在都真正代表一种与宗教改革相类似的历史过程,而自由主义则不然,它只是再生着局限于狭隘知识分子集团的文艺复兴”。葛兰西要求意大利共产党进行“第二次宗教改革”以赢得民心。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正是重庆和广东通过干部“大下访”,驻村调研,与农民群众“三进三同”所要做的。

重庆干部的 “大下访”、“结穷亲”活动和广东干部的驻村调研制度,使人想起法国哲学家巴丢( Alain Badiou )所说的“圣保罗的群众路线”。在引用了圣保罗的话“虽然我独立于所有人,我使自己成为所有人的奴隶。对犹太人来说,我变成了犹太人;对法律治下的人来说,我变成了法律治下的人”之后,巴丢说道:“这不是圣保罗的机会主义文本,而是被中国共产党人称之为‘群众路线'的极致发挥——为人民服务。”

  要理解前面引述的恩格斯和葛兰西的说法“共产党在目前是唯一可以严肃地同原始基督教时期的教会相比拟的机构”,英国基督教学者查斯特顿( G. K. Chesterton , 1874 ~ 1936 年)的如下一段话可做参考:

 

当基督在一个象征时刻建立他的伟大社会时,他既没有选择智慧过人的保罗也没有选择神秘的约翰作为这个社会的基石,而是选择了普普通通甚至有些胆小的彼得……所有的帝国和王国都失败了,因为它们为强人所建立并依赖于强人。只有历史上的基督教会,是建立于弱者基础上的,因此它是不可摧毁的。因为没有链条比它最弱的环节更强。

 

《 21 世纪》:看来今天与历史真还有深刻的关联。多年以来常见的一个说法是,中国现在还没有完成现代化的进程,还处于前现代阶段,因而首先的任务是补现代化的课,还远远不到反思现代发展进程带来的弊病的时候。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在世界历史中处于怎样的位置?

崔之元:如果按照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的界定,特别是美国著名诗人查尔斯·奥尔森的看法, 1949 年在西柏坡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之后人民解放军进军北京,标志着世界进入“后现代”阶段,同样中国在那个时候就进入“后现代”了。

汤因比在 1954 年出版的《历史研究》第 8 卷里说,“后现代”作为一个时代,起始于 1871 年的普法战争。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认为,当西方国家产生了一个在数量上足够大也足够有能力的资产阶级的时候,西方就变成“现代”了。但他进一步指出,普法战争以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西方文明已经没有在数量上,也更没有在能力上产生一个足够的资产阶级,因此西方就进入“后现代”了。汤因比强调,“后现代”的两个标志是:( 1 )西方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 2 )非西方知识分子开始了解西方现代性的秘密并“以夷制夷 。汤因比虽然没有明确提到李鸿章,但李鸿章的“洋务运动”是受到“普法战争”的启示,从德国引入克虏伯大炮装备他的淮军开始的。更不用说,“普法战争”直接导致了“巴黎公社”,最终影响了中国共产党这一把中国带入“解放全人类”的“普遍历史”的组织的建立。

汤因比的“后现代”定义非常有趣,是历史学上第一个“后现代”定义。英语文学中的“后现代”定义,则最早出现在美国著名诗人查尔斯·奥尔森 (Charles Olson) 的作品中。奥尔森可能也受到汤因比影响。出乎许多人意料的是,查尔斯·奥尔森 1949 年在第一时间听说了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重要会议,然后就进军北京,他说这就是“后现代”的开始。他在解放军渡过长江攻克南京前夕完成了他自称的“反荒原 (《荒原》是艾略特的现代主义诗歌代表作)的“后现代——中国革命”诗歌《翠鸟》( Kingfisher )。查尔斯·奥尔森认为,西柏坡会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北京标志着“后现代“的开始——这会令很多人莫明奇妙,但如果了解前面提到的汤因比对“后现代”的定义及他所说的“后现代”的两个标志,查尔斯·奥尔森的“西柏坡后现代论”就不难理解了。查尔斯·奥尔森是罗斯福新政的积极参与者和罗斯福第 4 次竞选总统的外事负责人,也是波兰驻联合国大使兰格(“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早提出者)的密友,由此更容易理解他用诗歌形式表达西柏坡会议的世界历史意义的衷曲。

奥尔森的《翠鸟》(赵毅衡译)以吴哥窟翠鸟传说和古希腊历史学家普鲁塔克的石头之谜开始,穿插毛泽东的讲话“曙光就在前头,我们应当努力”。他在 1949 年的“西柏坡后现代”论不是一种文字游戏,而是和他的实质关怀密切联系的。对奥尔森来说,“后现代”意味着“后西方”,他在和另一诗人罗伯特·科里 (Robert Creeley) 的通信中,明确地用了“后现代或后西方”的表述。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北京,建立新中国,是 20 世纪“非西方世界”对“多元现代性”的最重要探索,奥尔森说“西柏坡”是“后现代”的起源顺理成章。

《 21 世纪》:汤因比和奥尔森所说的“后现代”是否也是“多元现代”中的一种?

崔之元:“现代”、“后现代”和“多元现代性”之争,是和一个更深层的哲学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这个哲学问题就是“普遍”、“特殊”和“无限”的关系。我认为对这个哲学问题的最好研究仍然是黑格尔。他说,普遍必须寓于特殊之中,但任何“特殊”都无法穷尽“普遍”的“无限丰富的可能内涵”。例如,“民主”这个普遍性的理念必须寓于“美国的民主”或“中国的民主”的特殊之中,但任何“特殊”的民主都不能穷尽“民主”这一普遍理念的“无限丰富的可能内涵”。又如,市场经济的普遍理念寓于各种特殊的市场经济实践中,但任何一种“特殊”的市场经济体制不可能穷尽人类不断试验、无限创新的可能性。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英美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等等,都属于“市场经济”普遍理念的特殊表现。

我觉得 1948 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过程非常有说服力地展示了“普遍”与“特殊”的关系。

联合国人权宣言的文本是如何起草的呢?罗斯福总统的夫人艾琳诺·罗斯福是起草委员会的主席,该委员会唯一的副主席是一位叫张彭春的中国人,张彭春曾是清华大学的第一任教务长。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格林顿( Mary Ann Glendon )在她的研究中提到了这一信息。格林顿是在 2007-2009 年间担任美国驻梵蒂冈大使,她同时是世界范围反对使用避孕套运动的领袖,现兼任“梵蒂冈社会科学院”院长。

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后有清政府的庚子赔款,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多要部分,资助中国学生留美,并建立留美预备学校,相当于一个中学。但是在 1921 年的时候,当时中国政府把这个中学提升为大学,第一任教务长就是张彭春。他那时候刚刚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回国,师从著名的美国哲学家杜威。他的哥哥是中国著名的教育家、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现在很少有人提到他的弟弟张彭春。我两年前通过格林顿教授的英文书知道张彭春后,又去查了一些资料,了解到他也是中国京剧大师梅兰芳的艺术和政治顾问,梅兰芳 1940 年代访问美国,当时是非常轰动的文化事件,就是张彭春安排并陪他一起来的。联合国第一次旧金山会议的时候,张彭春是中国国民政府的代表团团长,后来被罗斯福夫人推荐为 “世界人权宣言起草委员会” 唯一的副主任。

最有意思的是张彭春在人权宣言起草中的贡献。张彭春认为,初稿中的“人被赋予理性”的表述,太受西方的“上帝”和“自然法”观念的影响,他建议加上“仁”,因为“仁”字里有“二”“人”,反映一种“ Two Man Mindedness ” ( 对他人的关心 ) ,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的最终文本部分采纳了张彭春的观点,把“理性和良心”(“ reason ”和 “ conscience ”)并列为人的基本特征。我觉得这个故事非常精彩,生动地说明了特殊性、普遍性和无限性的关系。还值得一提的是,除张彭春之外,“世界人权宣言”起草过程中的另一个精神领袖,是黎巴嫩哲学家马利克( Charles Malik ),他曾先后求学于怀特海和海德格尔 , 博士论文题目是“怀特海和海德格尔时间观的比较研究”,他也是阿拉伯世界在联合国反对以色列建国的主将 。

亲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法国思想家阿隆曾写过《普遍历史的黎明》一文。在 21 世纪开端,我们可能正经历“普遍历史从黎明走向中午”。但如果“西柏坡后现代”和联合国人权宣言起草的故事有所启发的话,“普遍历史”不仅不排斥多样性,而且需要多样性来发挥自身无限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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